（五）

1932年2月3日，也就是“—·二八”事變發(fā)生后的第五天，陳望這與魯迅、茅盾、郁達夫、葉圣陶等43人，共同發(fā)表了《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》，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，抗議日本侵華暴行。2月8日，上海著作家們又組織了中國著作家抗日會，推選陳望道為秘書長，由他和各部正副主任組成常務委員會執(zhí)行經常會務。中國著作家抗日會是一個愛國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組織，地下黨員和左翼作家有很多人參加了這一組織。它的任務是援助罷工工友，慰問前線將士，救濟失業(yè)工人，籌募經濟物品，主持出版刊物，并設法擴大國際宣傳，以及聯(lián)絡各團體，組織全國性的民眾抗日機構等。陳望道在地下黨的領導下，為團結愛國知識分子投入抗日救國斗爭作出了努力。

在此后的幾年期間，陳望道從事的社會活動是很多的。

1932年7月，為營救絕食8日危在旦夕的國際革命組織泛太平洋產業(yè)同盟的秘書牛蘭及其夫人，與柳亞子、茅盾、魯迅、郁達夫等32人聯(lián)名致電國民黨當局，要求立即釋放被害者。

1933年3月14日，上海中國學術界沖破重重阻撓，在八仙橋青年會，舉行紀念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逝世50周年大會。陳望道不顧反動當局的戒備森嚴，特務密布，毅然同蔡元培等到會做了演講，分別介紹了馬克思的偉大學說和成就。為了應付不測事件的發(fā)生，他離家時故意不帶鑰匙，以示決心。

為了揭露日本法西斯統(tǒng)治者殺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暴行，1933年5月，陳望道與郁達夫、魯迅、葉紹鈞、茅盾、洪琛、杜衡、田漢、丁玲共9人發(fā)表了《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》。當國民黨反動政府用最卑劣最兇殘的手段，秘密殺害了殷夫、馮鏗、胡也頻、柔石等5位革命作家，又無理逮捕了左翼作家丁玲和潘應人之后，中國左翼作家聯(lián)盟為此事發(fā)出了《反對白色恐怖宣言》。陳望道同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、楊銓、胡愈之、鄒韜奮、葉圣陶、柳亞子等三四十人，也聯(lián)名致電南京政府以示抗議。他還參加了“文化界丁、潘營救會”，積極從事營救丁玲、潘應人的活動。

《太白》終刊以后，陳望道曾應邀赴廣西桂林、良豐省立師專及廣西大學任教。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(fā)生，他辭去了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職務，回到上海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文化界聯(lián)誼會，繼續(xù)從事抗日救國活動。

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為動員廣大民眾奮起抵抗日寇的侵略，陳望道積極提倡拉丁化新文字運動，親自到難民所去開展掃盲、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傳工作，成為上海戰(zhàn)時語文運動的一位重要領導者組織者。1938年，他曾在中共地下黨創(chuàng)辦的社會科學講習所任課。以后，他又與陳鶴琴等發(fā)起成立上海語文學會，擔任副理事長。同時，他還主編《每日譯報》、《語文周刊》，先后發(fā)表了許多文章，對新語文運動的發(fā)展，做出了很大的貢獻。

為密切配合戰(zhàn)時推廣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，陳望道于1938年在語文學術界發(fā)起關于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。這次討論，總的傾向是要革新《馬氏文通》以來，我國的文法研究不從漢語實際出發(fā)，一味機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國方法的習氣。

1939年，敵偽勢力已入侵租界。由于陳望道積極從事抗日活動，引起了敵偽的注意，特務機關已將他列入黑名單。但他不顧這些，于11月份以上海語文教育學會名義，發(fā)起舉行為期10天的大規(guī)模的中國語文展覽，堅持對青年和廣大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文字改革宣傳。

1940年秋，陳望道為避免汪偽特務的迫害，從上海經香港轉赴抗日后方，到遷至重慶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。1942年任新聞系主任。在他任新聞系主任期間，親自募捐籌建了一座新聞館，成為全校進步師生爭取民主自由的活動場所。館內收音室經常收聽延安廣播，凡有新華社的重要新聞，一經收錄下來，立即傳遍復旦校園，因而這里又被復旦師生譽為“夏壩的延安”。這事不久即被中統(tǒng)特務發(fā)覺，蔣介石親下手諭，責令朱家驊對陳望道等人嚴加注意和查辦。

陳望道在復旦大學還主張民主辦系。他把“宣揚真理，改革社會”作為自己長期以來為之艱苦奮斗的目標，并把它作為民主辦系的一個政治綱領。為此，他在新聞教學的建設中，特別強調要有科學與民主的精神，主張學生要“好學力行”，并把這四個字作為新聞系的系銘。所謂“好學力行”，就是強調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，是把理論學習和工作實踐打成一片的條規(guī)。為體現(xiàn)“學行并重”的辦學精神，系內創(chuàng)辦了各種壁報和刊物，并自設通訊社——復新通訊社，陳望道自任社長。在系里還舉辦每周一次的新聞晚會，開展分析時事、討論問題以及研究學術等活動。他還邀請有實際工作經驗的老報人來校講課，這樣做，既擴大了師生的眼界，也加強了與新聞機關的聯(lián)系。復旦新聞系在他的主持下，辦得生氣勃勃，師生們的思想十分活躍，使新聞系由原來不著名的一個小系，發(fā)展成為引人注目的大系。

抗戰(zhàn)期間，復旦大學是重慶地區(qū)進步學生運動的聯(lián)絡中心，而新聞系又是全校民主力量最強的一個系，中共地下黨的很多同志都在新聞系工作。從該系畢業(yè)出來的學生，有的奔赴抗戰(zhàn)前方，有的輾轉到了延安。但是，學校當局卻把新聞系視為眼中釘，不斷對系主任陳望道施加壓力。在學校大禮堂的一次集會上，校長公開罵陳望道提倡新文字是“消滅中國文字”，是“連文字也想割據的‘亡國滅種’之舉”，并揚言要把他趕走。陳望道聽了十分氣憤，便向文學院院長提出辭呈。新聞系學生聞訊趕忙出來挽留，并傳出消息，若挽留不成，將發(fā)動罷課以示抗議，才迫使校長三顧陳的寓所，向他當面致歉。

風波平息后，新聞系的學生為陳望道召開了一次尊師晚會，表示對系主任的全力支持。在會上，學生還向他贈送了一塊“永遠領導我們”的匾額。事后他激動地說：“我又重新看見了前面的紅太陽照耀著我前進！”

陳望道在重慶期間，雖然處在敵特的嚴密監(jiān)視之下，仍堅持為黨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受壓抑的，沒有行動自由；曾一度想去延安，但無法通過青木關（向北方必須經過的關口），不能成行。于是他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支持當時正在形成和日益發(fā)展的民主運動上。他曾親自對指定同他聯(lián)系的地下黨同志說：“請把黨的意圖告訴我，把反動學生的名單告訴我，我會知道怎樣行事的”。鑒于他一貫的政治立場，中共地下黨組織對他持完全信任的態(tài)度，還曾向他表示，歡迎他及早回到黨的組織中來。但他考慮到當時的斗爭形勢還很復雜，自己在黨外可以發(fā)揮更大的作用，于是他就誠懇地向黨組織表示：“現(xiàn)在還不，但是總有一天我會回到黨組織的懷抱中來的。”他的住處，即學校北面東陽鎮(zhèn)上一個名曰“潛廬”的院子，實際上已成了地下黨同志的會議室和《學生導報》的辦公室。他和復旦的其他進步教授先后受到黨的領導人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鄧穎超的親切邀見。這使他深受鼓舞，從而更加堅定了他為革命事業(yè)的勝利去進行不懈斗爭的決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