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西南白帶山山麓，距北京城75公里處。白帶山屬太行山脈，海拔約500米，因山頂常有白云繚繞而得名。山中鑿有石室，儲藏著歷代石刻佛經，故又稱“石經山”。

房山石經始刻于隋朝，迄于清康熙三十年(公元1691年)，以盛唐、遼、金時期所刻數(shù)量最多，分別藏于石經山九個石洞及云居寺西南的地穴中。

刻經創(chuàng)始人靜琬(公元？—639年)為隋唐之際幽州沙門。從其發(fā)愿刻經到貞觀十三年(公元639年)去世的30多年中，從未間斷。所刻經典有：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、《涅槃經》、《維摩經》、《勝鬘[man蠻]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佛遺教經》、《無量義經》、《彌勒上生經》等10余種。石刻經版的編制方法，是根據1989年在石經山雷音洞前石欄桿下出土的一方殘碑銘文(唐武德八年，即公元625年刻)內容進行的。經研究，銘文是靜琬刻畢《涅槃經》后的題記。其中記載《涅槃經》共刻了81石，分為六個組。按1、2、3、4、5、6組順序排列，每組刻石數(shù)分別為17、20、18、11、12、3石。經文刻制順序，始于第一組各石的正面，待正面刻滿經文后，轉向各石的背面繼續(xù)刻，刻滿后則轉向第二組各石的正面，以至背面。依此類推，直到第六組的各石刻滿為止。在房山全部石經中，采取分組并于正反面刻經的，只有靜琬的石刻《涅槃經》。貞觀八年(公元634年)，刻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時，用石177塊，始刻時也將前七石劃為一組，采用刻滿正面再在背面續(xù)刻的方法，但從第八塊石開始，不再劃分組，而是以一石為單位，刻滿正面后轉向背面續(xù)刻，依此類推，直到最后一塊石止。從刻經方法的變化，可說明《華嚴經》是緊接《涅槃經》之后而刻。靜琬所刻經文，只是選刻了一些大乘佛教經典，并非事先編好目錄然后再刊刻全部。

貞觀十三年(公元639年)靜琬圓寂后，其弟子玄導及儀公、慧暹(有的稱“暹公”)、玄法又相繼主持刻經。玄導刻有“四部經律”，即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四卷、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四卷、《佛地經》一卷，另一部可能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?？探洉r間大約在唐太宗后期至高宗時期，所刻經典，可視為房山的第二批刻經。

玄導沒世后，儀公繼之。儀公主持刻經時間約在武周時期(公元690—704年)。這一時期所刻經石，至少有：垂拱元年(公元685年)龐德相《金剛經》，天授三年(公元692年)劉行輿造《佛說當來變經》、《施食獲五福報經》，長壽三年(公元694年)沙門正智造《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》、張任德造《佛說觀彌勒上生兜率經》及周奭造《佛說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》等。這批石經可視為房山刻經的第三批。

儀公去世后，慧暹繼之?；坼咧鞒挚淘斓慕浀?，首先是先天二年(公元713年)梁踐悊〔zhe哲〕刻的《心經》和開元十年(公元722年)刻的《佛說恒水流樹經》、《藥師經》等。然后是新經堂完成后，開始刻造的以金仙公主所贈新、舊譯經為底本的幾部大經，如《正法念處經》、《大方等大集經》、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；其后刻有《大集經日藏分》、《大集經月藏分》等。這些可視為房山刻經的第四批。

第五批刻經，主要是指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據云居寺有關碑銘“題記”分析，其始刻的年代為唐玄宗天寶元年(公元742年)，個別的可能早到開元末年(公元741年)。有唐一代刻了500余卷(其余八九十卷為遼代補刻)。刻經包括《妙法蓮華經》、唐玄宗《御注金剛般若經》、《梵網經》、《大乘流轉諸有經》、《金剛三昧經》、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等。

第六批刻經，主要是指晚唐時期的刻經。據“題記”所載，晚唐時期駐幽州的都督府長史對刻經事業(yè)均比較熱心。如楊志誠于太和七年(公元833年)刻了《父母恩重經》。幽州都督史元忠于開成元年至五年(公元836—840年)前后刻經31條，計61卷。張允伸于大中八年至咸通四年(公元854—863年)刻了石經90條，幾乎每條經碑都有年月題記。不過史元忠、張允伸所刻多為小碑，并前后重復，說明他們刻經尚無計劃。隋唐時期刻經，均未刻千字文帙字。

遼金時期，刻經事業(yè)得到較大發(fā)展，在皇帝的親自過問下，其規(guī)模更大。遼代一邊編輯《契丹藏》與宋朝抗衡，一邊又續(xù)刻石經。首先，自遼圣宗太平七年(公元1027年)開始續(xù)刻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最后部分(即五二一——六○○卷)，于興宗重熙十一年(公元1042年)完工。此后，接著續(xù)刻《大寶積經》120卷，于遼道宗清寧二年(公元1056年)完成。至此，石經山四大部經的鐫刻工作全部結束。其中成績突出者為通理大師。他于大安九年(公元1093年)、十年(公元1094年)率門人刻經版44帙、4800片。在金代，主持刻經的有見嵩等人。

遼代刻經初期如同唐代，未用千字文編號，直至遼興宗于重熙十一年(公元1042年)刻《大寶積經》時才有變化。即在其卷31、第二石背面、碑額位置中間，首次發(fā)現(xiàn)用千字文編號的“鳥”字(可能與遼道宗時開始編《契丹藏》有關)，不過，在這10卷中并非每面均刻“鳥”字。據統(tǒng)計，《大寶積經》卷31—40經文，刻石32片，計64面，刻有“鳥”字編號者僅30面，未及半數(shù)；其后之卷41—50，刻石29片，58面，刻千字文編號“官”帙者，只23面。直到重熙十七年(公元1048年)三月，刊刻至卷51時，于第一石背面刻“人”字帙開始，才真正走向正軌，即用千字文編號了。估計當時遼興宗編刊的《契丹藏》已付梓，可以它作為刻經底本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