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三，多元文化性。

齊魯兵家文化之所以深邃而博廣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的多元文化特征。齊魯兵家文化的發(fā)展歷程，實際上就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互融過程，在齊魯兵家文化的再組合過程中，一方面對外來文化表現(xiàn)出頑強的抵抗力，一方面又在抵抗中同化。

姜太公就國后，出現(xiàn)了“不臣天子，不友諸侯”的狂#、華士以及“以仁禮亂國”的營蕩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抗姜太公，這實際上是東夷文化對西來的中原文化的對抗。伯禽受封于少昊之墟后，同樣也發(fā)生了徐戎、淮夷的反叛，魯煬公時也曾征伐東夷，這實際上是奄商與周的對抗。

在齊魯?shù)貐^(qū)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相撞擊的同時，也逐漸吸收和融進了外來文化，在兵家文化的發(fā)展中表現(xiàn)得尤為突出。姜太公將周代的司馬法帶到齊國，“太公既沒，齊人得其遺法。至桓公霸天下，任管仲，復修太公法，謂之節(jié)制之師，諸侯畢服。”（見《李衛(wèi)公問對》卷上）孫武至吳后，一方面將中原兵學帶到吳地，同時也吸收了吳越地區(qū)的兵學理論。吳、越?jīng)]有“以仁為束，以禮為固”的思想影響，用兵時大量采用設伏誘敵、突然襲擊等詭詐戰(zhàn)術，頗有點道家和陰陽術數(shù)的特點，這必然給孫武以十分深刻的影響。孫武與楚國軍事家伍子胥相善，兩人又同時受命為將，兩人之間切磋兵學理論，相互取長補短是十分自然的事。孫武在廣泛參與吳國的軍事行動的過程中，必然受到南方軍事文化的影響?！秾O子兵法》中公開宣揚“兵者詭道”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孫武吸納南方軍事文化的結(jié)果。

稷下學宮兼容包并了當時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兵、陰陽、名、縱橫等諸家學派，號稱“百家”，而在學宮游學或講學的稷下大師有淳于髡、鄒衍、田駢、慎到、環(huán)淵、孟子、魯仲連、田巴、荀子等諸子，并稱“諸子百家”。他們自由辯論，相互攻詰，實際上是一種文化互補和兼容現(xiàn)象。在稷下學者的辯論內(nèi)容中，也不乏精辟的兵學理論，稷下兵家有哪些代表人物今已不可詳考。但《司馬兵法》、《子晚子》以及《管子》中的《兵法》、《七法》、《地圖》、《參患》、《制分》等言兵著作，當為稷下兵家所作。在稷下“最為老師”的荀子，也有《議兵》之作。稷下兵家雖很少是馳騁疆場的軍事將領，但他們對兵學的探討，無疑豐富了齊魯兵學的內(nèi)容。

其四，務實特征。

齊魯兵家無不以追求事業(yè)成功為己任，而他們事業(yè)成功的歷程，也就是務實、拼博的人生經(jīng)歷。齊魯兵家務實，首先表現(xiàn)在充分利用天時地利，使自然條件為我所用?！秾O子兵法》有《地形篇》，通過“地有六形”和“兵有六敗”的論述，來揭示自然地理在戰(zhàn)爭勝負中的作用。孫子將自然地形看作是“兵之助也”。如果不善于利用地形，就不是一位合格的兵家?！秾O子兵法》中還有《九地篇》，從軍事地理學角度，來論述戰(zhàn)略進攻中實施突襲的若干問題。在戰(zhàn)爭中，重視地點的選擇，實際上就是注重對自然條件的利用?！秾O臏兵法》則有《地葆篇》，葆，通寶，將行軍作戰(zhàn)中的有利地形視為寶。

齊魯兵家的務實特征，還表現(xiàn)在因民俗上。民俗具有一定的穩(wěn)定性，非一朝一夕所形成，也非一朝一夕能改變。姜太公就國后，面對以東萊為代表的抵抗勢力，他沒有強制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，而是采取了“因其俗，簡其禮”的方針，充分尊重當?shù)氐拿耧L民俗，從而贏得了東夷人的擁護。管仲相齊時，根據(jù)齊人好技巧、以致富相竟的風俗，“通貨集財，富國強兵，與俗同好惡?！边@種“與俗同好惡”的政策，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甚至可以說齊桓公的霸業(yè)與管仲“與俗同好惡”的務實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。

“貴勢”是齊魯兵家務實的又一表現(xiàn)。所謂“貴勢”即機動靈活，隨勢而動?！豆茏印分杏小缎蝿荨贰ⅰ缎蝿萁狻?、《勢》三篇來論述管仲對“勢”見解。管子認為，凡事順勢則成，逆勢則敗?！秾O子兵法》中多次提到“勢”，如“計利已聽，乃為之勢，以佐其外。勢者，因利而制權(quán)也?！薄肮噬茟?zhàn)者求之于勢，不責于人，故能擇人而任勢。”再如“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，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”《呂氏春秋·不二篇》說：“孫臏貴勢”，是指孫臏能根據(jù)不同的敵情、地形、氣候、陣法等各方面的條件，機動靈活，創(chuàng)造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敵的形勢。由此可知，遵天時，就地利，因民俗，順形勢，構(gòu)造了齊魯兵家的務實特征。

其五，辯證思維特色。

中國古代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起源于西周，到春秋時期，樸素辯證法有了長足的發(fā)展。如老子提出“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聲音相合，前后相隨”。對事物間相互聯(lián)系、相互依存的辯證關系的認識十分精辟。人們的這種對事物的辯證認識，自然而然地會滲透到兵學理論當中。孫武在以辯證法觀點去分析、總結(jié)戰(zhàn)爭規(guī)律時，“提出了一系列的矛盾對立范疇：敵我、主客、彼己、陰陽、動靜、進退、攻守、強弱、速久、勝負、奇正、虛實、勇怯、避就、專分、治亂、利害、優(yōu)劣、安危、險易、廣狹、遠近、眾寡、勞逸、迂直、內(nèi)外、卑驕、生死等等。這些對立范疇，無一不是相互依賴、相互轉(zhuǎn)化的?！保ㄒ娊獓丁粗芤住蹬c兵法》，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）孫武運用辯證法的觀點去分析戰(zhàn)爭，大大豐富了兵學的內(nèi)容。

司馬穰苴的“殺人安人，殺之可也；攻其國，愛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戰(zhàn)止戰(zhàn)，雖戰(zhàn)可也?！保ㄒ姟端抉R法·仁本》）也是以辯證的觀點來認識戰(zhàn)爭。殺殘暴的人是為了保護、安定善良的人，出兵他國，又要愛護他國的百姓，發(fā)動戰(zhàn)爭是為了制止戰(zhàn)爭。司馬穰苴還認為進軍要有“節(jié)制”，他說：“古者，逐奔不遠，縱綏不及，不遠則難誘，不及則難陷?！边@都含有辯證的色彩。孫臏軍事思想中，辯證思維特色更加濃厚。在《孫臏兵法·積疏》中主要闡述了積疏、盈虛、徑行、疾徐、眾寡、佚勞六對矛盾的相互關系，它們既相互對立，又相互轉(zhuǎn)化，誰善于掌握它，誰就能在戰(zhàn)爭中處于主動，取得戰(zhàn)爭的勝利。